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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中的地位等级与污名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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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涏贤（Claudia Junghyun Kim），香港城市大学国际事务助理教授。

来源：Kristin Anabel Eggeling, “Politics and Power in the Global Tennis Circuit,”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00, No. 6, 2024, pp. 2481–2500.

导读

国家如何应对由污名引发的地位焦虑？本文提出了“污名转移”（stigma shifting）的概念，认为产生地位焦虑的国家会通过寻求高地位国家的认同和与低地位国家的区别，以过度补偿由污名引发的自卑感，并重申其在世界中的地位。具体来说，在寻求与（高地位）期望国家的群体认同时，被污名化的国家会采取寻求认可的行为，在其不被信任的领域重申其群体地位；在将自己与（低地位）不受欢迎的群体区分开来的过程中，这些国家会通过追求差异的行为，在引起自身地位焦虑的领域宣称其优越性。换言之，“污名转移”让受污名化的国家扮演了污名施加者的角色。为了论证这一概念的深度和分析价值，本文以东亚为例，探讨了三个看似无关的议题领域：殖民赔偿、核灾难处理和国际秩序构建。在这三个领域中，日本都因各种原因受到污名化，但通过将污名转移至在其看来地位“较低”的重要他者——中国和韩国，日本重新确认了自身的地位。最终，污名转移巩固了世界范围内的地位等级体系——不仅是以“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等级体系，还包括非西方世界的地区性等级体系。

引言

国家作为社会行为体，在面临地位焦虑时，如何看待并调整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位置？现有关于地位、等级体系、本体安全与污名化政治的研究表明，国家常通过努力提升地位获得安全感，且非常在意其他国家对自己的评价。一个显而易见的共性是，国家会通过与他者的比较来理解自身在世界中的定位。本文提出“污名转移”（stigma shifting）这一概念，用以描述地位焦虑的国家如何通过与高地位国家认同以及与低地位国家区分，重新确认自己的国际地位。本文以日本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在国际社会（主要由西方主导）与东亚邻国（中国和韩国）之间的互动，展示其如何通过污名转移应对地位焦虑。具体而言，本文通过殖民赔偿、核灾难处理以及国际秩序构建三个案例分析这一现象。通过分析政府声明和相关文件，本文揭示了日本在这些领域如何采取双重策略：一方面努力获得高地位国家的认可，另一方面通过对比低地位国家巩固自身的优越性。这种双重策略不仅在全球范围内强化了既有的地位等级体系，也复制了地区内部的等级结构。

世界政治中的地位与污名

在国际政治中，国家的地位（status）通常依赖于国际社会对某国是否具备理想属性的集体认知。国家通过与他者的比较来衡量自身地位，并采取多种方式提升地位，例如展示军事实力、调整国内政策使其符合国际标准、争取加入国际组织，或在全球指标中超越其他国家。地位的存在意味着等级体系，这种体系将行为体组织为“支配与从属”的垂直关系。研究表明，正是等级和不平等，而非无政府状态和主权平等，塑造了国家行为。此外，等级分化普遍被认为能够促使国家追求更高地位，这意味着国家对现有位置并不总是满意。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国家不仅追求物理安全，还需要身份的稳定性和一致性。例如，本体安全的研究揭示了当国家地位不稳时，其焦虑感如何影响行为。

地位焦虑的一部分来源于污名（stigma），这是一种导致地位下降的标签。污名往往伴随着“羞耻”和“屈辱”，这些情绪反映了存在性焦虑。戈夫曼（Erving Goffman）关于社会污名的经典研究被引入国际政治领域，用于分析国家如何因“落后”或“专制”等标签被排斥：自由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欧盟）经常充当国际规范的仲裁者，通过“流氓国家”等标签对偏离标准的国家施加污名。污名与地位焦虑和国家身份密切相关。例如，土耳其、日本和俄罗斯等非西方国家曾通过西方化来努力摆脱“外来者”身份的污名。印度在核能力发展中选择性地遵守核规范，希腊在欧元区危机中的自我污名化话语，以及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通过与非洲国家的外交来打破国际孤立，都是地位焦虑的表现。

阿德勒-尼森（Adler-Nissen）提出了国家应对污名的三种策略：（1）污名承认（接受批评并调整行为）；（2）污名拒绝（否认污名并强调自身的正常性）；（3）反污名化（将污名转化为荣誉的象征）。其他策略还包括污名修正（偶尔采取纠正行为以避免永久污名）和污名规避（通过重新解读偏差行为或淡化其影响）。这些研究表明，国家并非被动接受污名，而是积极采取应对措施。然而，这些策略并不足以完全解释某些国家通过转移污名来缓解地位焦虑的行为。因此，本文提出了“污名转移”这一概念，为更深入地理解国家行为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

污名转移

本文提出了“污名转移”这一概念，作为地位焦虑国家应对污名、确认其世界定位的一种独特策略。这些国家通过提升自身形象（与高地位国家认同）和贬低他者（强调低地位国家的劣势并宣称自身优越性），在感知自身缺陷的领域内对污名进行转移。通过这一过程，受污名化的国家反转角色，成为污名的施加者。

污名转移包含三个核心要素：（1）污名引发的地位焦虑，这是地位损失的来源；（2）在污名领域内努力与高地位群体建立认同关系；（3）在污名领域内通过与低地位群体区分以寻求优越性。地位焦虑驱动污名转移，而国家在寻求高地位认同时，往往采取与低地位国家划清界限的行动。通过与高地位群体认同，受污名化国家努力获得认可，在引发焦虑的领域重新确认自身价值；通过与低地位群体区分，这些国家则通过强调自身优越性来应对地位焦虑。

国家追求更高地位这一点不足为奇。现有研究普遍关注国家通过高地位群体（如大国、经济强国或软实力大国）作为参照来进行地位提升的行为，即“上升性比较”（upward comparison）。然而，现有文献较少探讨低地位国家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下降性比较理论指出，当个体感到不安时，会通过与地位更低的群体比较来增强自身的安全感。同样，社会学研究也表明，低地位群体对确立群体地位有重要作用。当支配群体感到从属群体威胁到其特权地位时，这种比较尤为显著。将这一理论扩展到国际关系领域，地位焦虑国家在进行自我评价时，同样会结合上升性和下降性比较。因此，任何国家的“重要他者”不仅包括高地位国家，也包括低地位国家。

污名转移作为一种重新确认地位的方式，使地位焦虑国家能够通过与低地位参考群体的比较来彰显自身的优越性。然而，这种行为并非简单的纠正，而是一种过度补偿（overcompensation）。研究表明，受污名化的群体在意识到其地位不足后，往往会采取补偿性努力，特别是在引发焦虑的领域。过度补偿表现为超越正常纠正范围的努力，试图通过在缺陷领域的过度追求来掩盖或缓解不安感。对于地位焦虑国家而言，这种行为超越了传统的纠正行为，接近于过度补偿的范畴。

污名转移的应用需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国家对污名导致的地位损失感到焦虑；二是国家需要同时具有高地位和低地位群体成员的合理身份认同；三是感到低地位群体对国家地位构成某种威胁。这些条件决定了国家是否会选择污名转移，而非其他污名管理策略。

东亚地区的污名转移

日本（无论战前还是战后）一直被视为一个高度地位敏感的国家。作为第一个加入欧洲大国俱乐部的亚洲国家，日本既能自称是西方的一员，也可以归属于亚洲。然而，日本的不安全感源于其意识到自己在这两个领域都缺乏稳固的根基。近年来，中国和韩国作为东亚“重要他者”的崛起，更加加剧了日本的地位焦虑。由于同中韩具有相似性、地理邻近性和情境显著性，日本将其视为参考群体，但同时也力图与之区分开来。本文通过分析日本近年来在殖民赔偿、核灾难处理以及国际秩序构建三个领域的污名转移行为，展示了这一概念的实用性。分析主要基于日本政府的官方声明，包括首相演讲、外务省和内阁的新闻发布会以及提交给联合国的报告等一手数据。

1. 案例一：殖民赔偿

日本政府对其在历史问题上的“不悔改”污名极为敏感，并将改善这一形象视为“核心国家利益”之一。自20世纪90年代初慰安妇问题被提出以来，国际社会对这一问题的长期谴责令日本尤为不满。慰安妇问题已成为战争性暴力的典型象征，但日本的多次努力并未能消除争议。1995年，日本设立“亚洲女性基金”以补偿亚洲多国受害者，但这一举措在韩国遭到许多受害者及其支持者的抵制，因而并未取得预期效果。2015年，日本与韩国达成一项协议，宣布慰安妇问题“最终且不可逆地解决”。此协议包含了一项罕见的“不诋毁条款”，该条款明确规定“日本和韩国将在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避免就该问题相互指责或批评。”这充分反映了日本对国际社会中自身形象的深切关注。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在达成协议时公开表示，希望借此“让自己及后任永远无需再提'慰安妇’这个词”。同年，安倍在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时宣称，“我们的子孙后代与那场战争毫无关系，不应注定要道歉。”

（1）寻求高地位群体的认同

2015年协议因韩国国内的反对而陷入停滞。朴槿惠总统因政治丑闻下台后，其继任者文在寅对协议持批评态度，解散了日本资助的基金，但并未正式废除协议或提出重新谈判。面对协议停滞，日本转向依赖国际社会的赞誉来为其正名，并多次援引联合国和美国以证明协议的正当性。例如，日本在提交给联合国的文件中强调，“国际社会对协议表示欢迎”，并引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协议的肯定。日本政府还在多份报告中重申协议“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高度赞誉”，进一步试图通过国际认可巩固其地位。

（2）与低地位群体的区分

在污名转移过程中，日本通过与韩国划清界限，努力彰显自身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成员的形象。2015年协议的破裂，尽管在一些受害者看来是一种胜利，但也为日本提供了一个机会，宣称在殖民和战争责任问题上的“道德优越性”。日本政府逐渐将韩国未履行协议描述为对国际承诺的违背。安倍晋三甚至在回忆录中使用“道德制高点”一词，强调韩国的不作为使其不配作为国际社会的合格成员。日本还多次指责韩国未能移除慰安妇雕像，称其行为“明显违反国际法”，并采取召回大使等措施向国际社会传递这一信息。日本甚至通过成功地促使部分地区移除慰安妇雕像，进一步加强了其道德优越的形象。此外，韩国法院对慰安妇受害者的裁决也成为日本指责韩国的依据。日本通过引用国际法和国际机构的意见，强调韩国的行为违背国际规则，进一步将自身塑造成“受害者”，而将韩国塑造成“加害者”。

2. 案例二：核灾难处理

2011年福岛核事故对日本造成了极大冲击，这个长期以技术实力和卓越的灾难应对能力自居的国家，形象严重受损。福岛核灾难被称为“日本的崩溃”，甚至被比作二战后的又一次“失败”，这种破坏性事件对日本的国家身份造成了巨大冲击。灾后，日本急切地试图营造恢复常态的印象。例如，接待温家宝总理和威廉王子等到访政要时，日本常以福岛产食品款待。东京奥运会更成为日本向世界传递“恢复正常”信息的一个重要象征。日本将此次奥运会定位为“复兴奥运”，不仅火炬接力从福岛开始，部分比赛也在福岛举行；颁奖花束和奥运村食品均选用福岛的农产品。此次奥运会不仅是东京的奥运会，更是福岛的奥运会，彰显了日本试图消解福岛所代表的污名的强烈意图。

（1）寻求高地位群体的认同

日本通过强调其在核能相关决策上符合国际科学标准，以巩固其在“受尊重国家”群体中的地位。日本外务省新闻发布会上反复使用“符合国际法”、“基于国际惯例”和“基于科学证据”等表述，试图通过科学和中立的标准获得国际认可。这一点在福岛核废水排放问题上尤为明显。尽管这一决定引发争议，但日本强调其依据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等权威机构的科学评估。日本还通过言辞上的调整试图弱化污名，将“污染水”（osensui）替换为“处理水”（shorisui），以突出技术处理的科学性和可靠性。2023年，日本多次引用IAEA的评估报告，强调排放“不会威胁人类健康”，并通过多种语言向国际社会传播这一信息，试图以此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

（2） 与低地位群体的区分

在污名转移过程中，日本多次批评中韩对福岛核废水问题的反应缺乏科学依据，暗示两国不配作为“受尊重国家”的成员，强化自身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成员的形象。例如，2019年韩国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上对日本的废水排放计划表达担忧，称其可能威胁全球海洋环境。对此，日本反驳称这是“毫无依据的负面宣传”。日本甚至在其驻韩大使馆官网上公布每日辐射数据，将福岛、东京和首尔的空气辐射剂量进行对比，意在讽刺韩国的“不科学”立场。此外，日本还声称福岛处理水中所含氚的浓度远低于中韩核设施常规排放的水，进一步强调两国在科学标准上的“差距”。日本对中国的批评更加直接。例如，当中国对福岛食品实施额外进口禁令时，日本指责中国“违背国际趋势”，还通过外务省声明和高官发言，强调中国的行为缺乏科学依据，试图借此凸显自己的理性和科学态度。

3. 国际秩序构建

对于长期以战后和平主义和“被动”外交政策闻名的日本来说，主导国际秩序构建似乎是一项不太可能的任务。日本在国际安全事务上的谨慎源于其作为“战败侵略国”的污名。但讽刺的是，日本为应对这一污名而选择专注经济发展的做法却引发了新的污名——在国际安全领域搭便车，尤其依赖美国。湾战争期间，日本未采取实际行动，仅提供了13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却因此被贴上“支票外交”的标签。近年来，特朗普更是多次形容日本为“搭便车者”。在此背景下，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通过提出并推动“印太”概念，试图克服战争污名和战后被动性双重阴影，并重新确立其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

（1）寻求高地位群体的认同

日本将自己定位为印太地区的领导者，体现了污名转移的第一个要素：通过贡献有价值的战略理念，证明其作为大国俱乐部成员的资格。这一愿景强调与美国等“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日本不断重申，美国是实现印太愿景的“最重要伙伴”。这一策略不仅迎合了美国的战略利益，还成功促使美国从2017年开始广泛使用这一术语，并将其视为对抗中国的核心工具。2018年，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印太司令部”，正式确立这一概念的地缘战略意义。日本在倡导印太秩序时积极让渡领导角色给美国，这表明其意在巩固而非取代大国俱乐部的成员身份。岸田文雄曾公开表示，日本愿分担美国维护国际秩序的“沉重负担”。日本外务省文件中频繁使用“存在感”一词，强调其在印太外交中的重要性。通过印太战略，日本有效提升了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2）与低地位群体的区分

日本在推广印太秩序时，通过与东亚“他者”的区分，突出了其在区域内的领导地位。这一策略巩固了东亚地区的地位层级结构：日本被塑造为无可争议的领导者，中国被视为规则破坏者，韩国则被边缘化。印太概念强调与中国的对抗，并通过“自由”和“开放”的价值观表达对中国行为的批评。例如，安倍晋三提出的“民主安全菱形”（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战略，明确将中国的行为描述为威胁。近年来，日本频繁警告中国的海洋争端和领土野心，并将自己塑造成捍卫自由国际秩序的堡垒。相较于对中国的直接批评，日本对韩国的处理方式更为隐晦。韩国作为民主国家和美国盟友，本可融入印太框架，但却被排除在日本主导的印太构想之外。这种边缘化进一步凸显了日本作为区域领导者的优越性，而韩国的模糊态度则被描绘为“缺乏能力”或“旁观者”。

结论

最新的事态发展表明，污名转移在某些方面对日本有利。例如，韩国近年来在慰安妇和核废水排放等议题上表现出对日本更大的容忍度。相比之下，中国更适合成为反污名化者，并有可能形成反受众，例如在“一带一路”等倡议中尝试构建替代性规则框架，而且不太容易受到西方的压力。事实证明，中国对日本污名转移的抵抗力（相比韩国）要强得多。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日本污名转移的失败。西方对中国作为“反观众”领导者潜力的警惕反而凸显了日本作为平衡力量的重要性。这些反应最终巩固了日本与“正常人群体”的认同关系——这正是日本污名转移的核心目标。

污名转移的更广泛影响体现在其进一步巩固了真实或想象中的地位等级——不仅包括由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也涉及东亚内部的等级体系。尽管传统地位理论认为，地位追求可能会导致国际政治的不稳定，但当地位焦虑以污名转移的形式表现时，其效果却相反。尽管污名转移引发的摩擦加剧了日本与东亚邻国之间的双边紧张关系，但这种紧张关系反而强化了“受尊重国家”成员的既定边界，从而稳定了由“正常群体”主导的地位等级体系。

词汇积累

stigma shifting

污名转移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

民主安全菱形

译者：李佳霖，国政学人编译员，外交学院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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